李國強佝僂在輪椅里,令人窒息的劇烈長咳仿佛要將氣管打結吐出來,憤懣的目光穿透渾濁委屈的淚水,無聲地控訴著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帶來的傷害。

　　“我活不了多久了,可能到死也等不來一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賠償!”老人一語成讖,在受訪十余天后,他的老伴兒含淚給日本律師發(fā)去了信息:從此以后李國強再也不會給你們添麻煩啦,他今天帶著遺憾、受害者的痛苦、疾病的折磨離開了這個世界,讓我們全家痛苦欲絕……

　　日軍曾在我國大量研制化學武器用于侵華戰(zhàn)爭,投降前為掩蓋罪行大量掩埋或遺棄,造成東北、華中、華東和華南等多地平民受害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,全國各地約有2000名日遺化武受害者,撕心裂肺的折磨讓他們痛不欲生,成為侵略戰(zhàn)爭的“活祭”,他們在和平年代承受的苦難,記錄著化武的恐怖和侵略的罪行。

　　遺毒

　　作為一名身體健康的醫(yī)生,李國強做夢也沒想到,自己的幸福生活會在38歲戛然而止,從此淪為一個只能依靠藥物度過殘生的病患。那是1987年10月的一天,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械廠的工人們在工地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鐵桶,當時在廠醫(yī)院任職的李國強與同事一起帶著儀器去檢驗,當打開桶后,一股刺鼻的氣味迅速彌漫開來,他當時并不知道,這就是侵華日軍遺留的芥子氣毒劑。

　　“我吸的比較多,因為當時拿著儀器站在最前面,中毒后呼吸道嚴重損傷,在醫(yī)院搶救了33天。”李國強不愿回憶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,但這些傷痛總在深夜的噩夢中如影隨形,“一提起這些事,我就想哭,我挺好的一個家被化學武器生生地給毀了!”

　　李國強不是第一個被日遺化武傷害的平民。化學武器又被稱為“無聲殺手”,在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中開始大規(guī)模使用,毒劑有氯氣、光氣、芥子氣等多達40余種,有數(shù)據(jù)顯示傷亡人數(shù)約130萬,占戰(zhàn)爭傷亡總人數(shù)的4.6%。

　　雖然日本早在1925年就與美國、德國等37個國家簽署了日內瓦國際公約,明確“禁止在戰(zhàn)爭中使用窒息性、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(zhàn)方法”,但背地里卻一直秘密干著骯臟勾當——在中國大量研制化學武器并用于侵華戰(zhàn)爭。

　　“二戰(zhàn)后期,侵華日軍將大量毒劑桶掩埋或遺棄,有的干脆直接投入了江橋附近的松花江中。”長期關注侵華日軍遺留化武問題的歷史學者曹志勃告訴記者,化武在東北的荼毒尤甚。

　　早在1950年,原黑龍江省第一師范學校施工時,就從地下挖出2個毒劑罐,造成1人死亡、多人受傷；1974年,在松花江佳木斯段疏通航道的李臣和工友們在卡住的抽泥泵中發(fā)現(xiàn)已經泄漏的日遺炮彈,造成多人傷亡；1976年,齊齊哈爾市拜泉縣農民張巖在犁地時發(fā)現(xiàn)日遺化武炮彈,破損后沾染毒劑；1982年,在牡丹江市光華街施工的仲江和工友挖破一個日遺毒劑桶,毒劑濺到面部和身上造成嚴重損傷；2007年,吉林敦化9歲的小學生浩浩與小伙伴在河邊洗澡時,接觸日遺化學炮彈中毒……

　　“江浙一帶也經常可見一些深受侵華日軍生化武器荼毒的受害者,老家的村里就有不少,他們一生飽受病痛折磨。”捐助成立“侵華日軍細菌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”的浙江企業(yè)家王鑫岳說。

　　在這些化武事件中,齊齊哈爾“8·4毒氣事件”影響最為深遠,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毒人數(shù)最多、危害最嚴重的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毒傷我國平民事件。

　　2003年8月4日凌晨4點,齊齊哈爾市北疆花園小區(qū)建筑工地施工作業(yè)時,在地下深約2米處挖出了5個已經生銹的金屬桶,其中一個桶壁被挖破損,隨后幾個小時內,這些侵華日軍遺留的芥子氣毒劑桶,被不明真相的民工當作廢品進行了切割處理,毒劑沾染的泥土也被運到各處,造成44名接觸者中毒,其中一名特重傷員李貴珍死亡,其余43名受害者雖經專業(yè)治療后陸續(xù)出院,但這卻僅僅是他們人生噩夢的開始。

　　活著

　　當時只有22歲的王成回憶說,他與李貴珍在廢品站一起用鋸割開了毒劑桶,不久后開始嘔吐、呼吸困難,身上出現(xiàn)大面積雞蛋大小的黃色水泡,潰爛流膿后出現(xiàn)類似燒傷癥狀。

　　“桶里有像油一樣的東西,散發(fā)著類似大蒜、爛洋蔥的嗆人味道,被我倆倒進了廢品站附近的水溝。”王成并不知道自己打開的“潘多拉魔盒”有多么危險。作為重癥傷患,王成等人被送往解放軍第203醫(yī)院救治103天后出院。雖然10多年來經歷了植皮等多次手術,但他結痂的傷處仍時有瘙癢潰爛,腳踝部的肌肉無法再生。

　　“看到的傷疤不算啥,眼睛、呼吸道、肝腎、心臟、神經和免疫系統(tǒng)都有中毒后遺癥,真是生不如死,每天吃藥就吃飽了。”王成說。

　　60歲的受害者徐志夫當年在齊齊哈爾市一家化工廠當保安,曾負責臨時搬運、看管這些從工地上挖出的毒劑桶,腿和手都不小心接觸到了毒劑。

　　“后半夜身上疼開始起黃泡,那黃泡里的水撓破后蹭到哪兒,哪就起泡再破,醫(yī)院里每天換藥跟殺豬似的。”雖然時隔多年,徐志夫回憶起在醫(yī)院剜掉爛肉、換藥時此起彼伏的嚎叫聲,仍不寒而栗。他說,中毒后陰囊腫得像氣球,出院后怕見強光、記憶力差、總感冒發(fā)燒,牙齒沒幾年也掉得只剩幾顆。

　　在與記者交談的10多分鐘內,徐志夫去了6次廁所,采訪被迫中斷。他家的衣柜,擺滿了成人紙尿褲,因為中毒后腎損傷留下了尿頻這個后遺癥。

　　據(jù)當年參與救治的防化專家介紹,芥子氣是糜爛性毒劑的典型代表,純品為油狀液體,受害者出院時已經臨床治愈,但一些中毒后遺癥將伴隨終生。

　　“每年開春和入秋要住兩次院,一年動不動就是幾千塊,這兩年不敢住了,就是買點藥硬挺著。”“8·4毒氣事件”受害者楊樹茂因購買被污染的工地土墊院落中毒,他說,過去上百斤的麻袋扛起就走,賣炒瓜子年純利潤10多萬元,中毒后身體每況愈下,拎上幾十斤都費勁,喪失勞動能力后不僅花光了積蓄還借了不少外債。

　　在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(qū)鐵路旁的一座低矮平房里,記者見到了當年只有8歲的最小受害者明明,她在鄰居家土堆上玩耍時,把小腳丫埋在了被毒劑污染的土里接觸中毒。如今已成年的明明只有80多斤,瘦得皮包骨頭。她說,由于神經受損記憶力嚴重減退、免疫力太差總生病,后期只能輟學在家,母女倆如今僅靠母親一千多元的微薄退休工資生活,每年還要面臨高額的醫(yī)療費用。

　　傷逝

　　“生不如死”——這是“8·4毒氣事件”受害者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。但是,他們對生的渴望又是那么強烈,因為大家都在等待來自日本政府真正的反思和悔罪。

　　“我們是那段侵略歷史的鐵證和活證,只有活著才能讓同胞們更深刻地看到民族歷史上最痛的傷疤,警醒世人銘記歷史、珍惜和平。”“8·4毒氣事件”受害者牛海英等人曾多次到日本提起民間訴訟,但敗訴了,日本政府拒絕賠償。

　　在李國強郁疾而逝前的十幾天,日本律師南典男又一次來到了中國,聯(lián)合中國民間志愿組織,為日遺化武受害者提供免費體檢。從1992年起,這位中日民間友好人士就開始關注受害者,并幫助他們在日進行訴訟。

　　在齊齊哈爾醫(yī)學院附屬第三醫(yī)院體檢區(qū),幾十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化武受害者正在體檢。候診室內,輪椅上的李國強與南典男進行了一次最后的人生對話,“我在最寶貴的年華失去了可愛的工作,每天活在病痛折磨中,我甚至不敢提當年的往事,一說起來心臟就受不了……如今就是在等待死亡,我臨死前還能等來日本政府的反思和真心道歉嗎?”李國強劇烈的咳嗽和急促地喘息讓這次對話被迫中斷。

　　實際上,化學武器的受害者不僅是中國平民,日本平民也未能幸免。日本的大久野島如今綠樹叢生、風光旖旎,這里曾是一個在日本地圖上“消失”的島嶼,上世紀三四十年代,日本在這里秘密進行著毒氣研究、生產,并用于侵略戰(zhàn)爭。“這里生產的毒氣足可以毒死全人類。”有學者研究發(fā)現(xiàn),一直到1945年戰(zhàn)敗投降,這里的工廠共生產了6500噸毒氣,包括芥子氣、路易氏氣等。

　　在日本TBS電視臺的特別節(jié)目中,91歲的藤本安馬十幾歲被騙上島,制造毒氣的后遺癥是長達一生的病痛——慢性支氣管炎、胃癌。在TBS的鏡頭里,他一副嚴肅鄭重的神情,“我必須吃飯,然后活下去”,“我要是死了,就沒人為毒氣的事來作證了”,說完又吞下一大把藥片。

　　每年的4月29日,是世界化學戰(zhàn)受害者紀念日。就在第十三個紀念日來臨前,“8·4毒氣事件”受害者高占義給記者打來了電話,“受害者微信群里說老徐住院了,聽說狀態(tài)不太好,不知道他還能不能挺到希望到來的那一天。”（記者 鄒大鵬、楊思琪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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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 聶晨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