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地方所謂的“大數(shù)據(jù)報告”，聽上去僅是查到了轄區(qū)內(nèi)哪些人身份證是以“42”開頭，而不是這個人近期到底去沒去過湖北。如果缺少法治思維、現(xiàn)代化治理思維，今天可以因為新冠病毒“誤傷”眾多湖北籍人士，以后就可能因為其他事件讓另一個群體感到“寒心”。
春節(jié)期間曾被輿論一致抨擊的“排鄂”現(xiàn)象，近期在有些地方死灰復燃，甚至有“加碼”跡象：多位湖北籍網(wǎng)民發(fā)帖稱，自己過去幾個月沒回過老家，但因為“身份證是42開頭”，社區(qū)、基層干部就以“大數(shù)據(jù)報告”為依據(jù)，要求強制集中隔離；有長租企業(yè)突然通知湖北籍租客，密碼鎖已被凍結；還有企業(yè)大量解雇湖北籍員工……
盲目排擠湖北籍人士，并非局限于一城一地。前不久，記者表妹在深圳機場和其他湖北籍乘客一起被限制登機，即使相關證件能證明她近三個月一直待在香港，航空公司仍不放行；有個朋友自駕返程上班，中部某省高速公路工作人員查身份證時發(fā)現(xiàn)車上有湖北籍人員，立刻將他們勸返……
無論是網(wǎng)絡曝光的案例，還是記者身邊人親歷的尷尬，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即以身份證作為是否隔離、勸返的依據(jù)。而一些地方所謂的“大數(shù)據(jù)報告”，聽上去僅是查到了轄區(qū)內(nèi)哪些人身份證是以“42”開頭，而不是這個人近期到底去沒去過湖北。這也難怪有人調(diào)侃：“最新研究表明，新冠病毒能通過身份證號傳染？”
疫情防控是大考，考的是社會治理的“繡花功夫”，但總有一些地方、一些人習慣于用“懶辦法”。哪管你“錯殺”一千，哪管你百般委屈，哪管你有無法理，此地是我管，我就這么來。然而，身份證“42”開頭的人不一定近期都去過湖北，其他省的人也并非一定沒去過。過于依賴這種以身份證畫線的“偽大數(shù)據(jù)”，既容易“誤傷”擾民、增加行政成本，又會給防疫工作留下巨大漏洞。
我們當然知道，幾乎不會有地方明確發(fā)文要求“強制隔離湖北籍人員”，即便在同一個地方，并非每個工作人員都如此“糊涂”。但是，哪怕一個小區(qū)、一個社區(qū)違背“依法科學有序”的防控原則，都將讓眾多市民的生活、工作受擾，也會拖累整個城市的形象。如果缺少法治思維、現(xiàn)代化治理思維，今天可以因為新冠病毒“誤傷”眾多湖北籍人士，以后就可能因為其他事件讓另一個群體感到“寒心”。
事實上，真要打好大數(shù)據(jù)戰(zhàn)“疫”，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難。春節(jié)期間，不少地方通過手機漫游信號等大數(shù)據(jù)，精準、高效摸排從武漢、湖北來或近期去過武漢、湖北的人員，一方面安排隔離，一方面提供服務，收獲不少贊譽；有地方利用小程序、健康碼等方式記錄隔離信息，讓出行、復工變得方便；最近工信部開通了查詢到訪地的短信通道，更是便民之舉。有好工具、好的工作方法不用，卻依賴“懶辦法”“橫辦法”，自然會容易挨罵。
疫情防控已到最吃勁的關鍵階段，確實不能有麻痹思想、厭戰(zhàn)情緒、僥幸心理、松勁心態(tài)。但是，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簡單搞“一刀切”，阻礙經(jīng)濟社會秩序恢復。那些以身份證畫線，“一刀切”地阻礙湖北籍人士出行、復工的“歪嘴和尚”，說到底就是在搞形式主義——“你看，我們抓得多細，凡身份證42開頭的一個也不放過”，又簡單又省事，不用區(qū)分甄別，哪管對疫情防控有沒有實際作用。而這些形式主義的偏頗做法，無論其上級部門不知情還是知情不管，都是官僚主義。
只有真正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，堅決摒棄一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，堅決落實依法防控，回到“依法科學有序”的軌道上來，把該做的工作做細做精，才是真正用心、負責任履行防控疫情職責。
我們再次重申：敵人是病毒，不是湖北人；防控重點是近期從湖北來或到過湖北的人，而不是所有的湖北籍人員。
